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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經濟都萎靡不振，但有一個國家卻是例外，那就是德國。 

　　德國不但失業率低而且經濟增長迅速，這樣的成績單都是由制造業強勁出口帶來的。德國制造業出口貢獻了國家經濟增長的2/3，拉動人均GDP的速度比其他任何發達國家都要快，德國被公認為歐洲四大經濟體當中最為優秀的國家，經濟實力居歐洲首位，是當今歐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強國。

　　工業是德國的經濟支柱，作為一個多工業中心的國家，德國的汽車工業、機器和設備制造業、化學工業、電氣工業均在國際市場占據重要地位。特別是經濟危機以來，世界各國均意識到制造業對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性。德國作為為數不多、一直堅持發展制造業的國家，成為許多國家學習的楷模。

　　高度重視產業鏈發展

　　歷史上，德國制造業一直將“規模優勢”發揮到極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經濟、政治被各種壟斷性集團所控制。例如，聯合鋼鐵股份公司作為德國和整個資本主義歐洲生產力能力最大和最現代化的采礦-冶金托拉斯，控制著幾百家企業，資本超過40億馬克，擁有職工約40萬人。西門子-舒克特公司，作為電氣工業的壟斷組織，1936年所屬企業職工達93300人，1939年總資產超過15億馬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15個最大的工業壟斷組織和銀行壟斷組織擁有的資產高達660億～700億馬克。

　　二戰結束后，德國制造業壟斷組織被強制拆分，大量資產被沒收，廠房、設備嚴重毀壞，給德國制造業帶來了巨大的打擊。但依賴于原有的管理、技術、市場等，德國制造業迅速崛起。在原有壟斷組織基礎上拆分的德國大企業功不可沒，西門子、大眾、拜耳、巴斯夫等眾多耳熟能詳的企業集團給世界制造業市場帶來一輪新的洗牌。

　　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全球競爭壓力的增大，德國制造企業展開了多次大范圍的兼并重組活動。例如，汽車領域，1950-1980年間，德國較大規模的企業從11家縮減至5家；到2010年，只剩大眾、寶馬、奔馳3家公司。

　　通過對德國制造企業一系列兼并重組活動的觀察，不難發現，其對產業鏈的保留非常完整。例如，德國化工領域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格局，巴斯夫以原材料為主，拜耳以農用化學品、醫藥用品為主，漢高則以涂料、化妝品、洗滌劑等為主等，這樣既保證了德國化工企業對整個化工領域全面的掌控，又減少了企業間的競爭，進一步提高了德國化工企業在國際上的整體競爭力。因此，在德國制造業的某個領域內，通常同時存在多家世界著名企業。

　　針對德國制造業的這種分層劃分模式，對外經貿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所歐洲中心主任史世偉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德國對通用技術的研發非常值得我國學習。大家共同研發通用技術，使這項技術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然后在多元化的生產中通過產業鏈來加強合作，將同樣的通用技術運用在產業鏈的不同環節，這種分層化的發展模式既減少了企業間競爭，又提高了產業鏈的質量。

　　史世偉指出，很多發達國家受到新興工業國家的沖擊以后，就將本國產業鏈中比較低端的部分轉移到了國外，可實際上，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之間是有聯系的，僅僅把握住設計和市場這兩端并不能高枕無憂。

　　“而德國卻始終沒有放棄制造業，經過多年的積累，德國深知產業的升級需要產業鏈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緊密合作，絕不能分離開來。從上個世紀初，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德國就非常注重高質量、多元化的產業發展，這種優良傳統也被一直保留下來。德國對產業鏈的高度重視是中國非常值得借鑒的經驗。”史世偉強調道。

　　“此外，德國制造業的成功對中國的最大啟示應該是重視研發。目前，中國高校的研究和企業的研發還相對脫節，可以說國家對技術的研發還不夠重視。中國要向德國學習的是如何在產業鏈基礎上，圍繞技術平臺形成產業集群，這對中國制造業的未來發展非常重要。”史世偉對記者說道。

　　平衡市場與政府力量

　　德國政府一直以來將制造業作為立國強國之本，為制造業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其不僅注重對教育、技術的投資，更從法律、社會層面給予企業發展良性保護。在“科教興國”的方針下，我國科學技術水平有了飛躍的發展；但相較于德國，制造業的整體技術水平仍然相對落后，相關法律法規還處于完善階段，缺乏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

　　“德國制造業具備完善的競爭體制，這是目前的中國還無法達到的。德國非常重視績效原則和消費者主權，企業能否經營下去的關鍵是制造的產品能否被消費者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只能竭盡全力去生產性能更優良、價格更優惠的產品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以此提升企業的競爭力，這是德國制造業能夠始終保持創新活力的根本所在。換句話說，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德國制造業的經久不衰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胡琨對記者說道。

　　胡琨表示，德國的創新和研發是基于企業對市場的研判，是一種競爭下的自然反映，是一種非常理性的行為。而在中國，政府會出臺很多相關政策來扶持創新，但是如果國家投入過多，企業就會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得到政府補貼上面，而不再關注創新和研發，從而導致很多產業計劃到最后都走了樣。因此，對于中國來說，市場機制和行政力量在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中的關系亟待梳理清楚。

　　“政府更多地應該起到保護企業知識產權，確保市場良好秩序的作用。德國政府并不致力于扶持特定的企業或行業，而是在為整個社會的產業力量提供可靠、穩定、有秩序的環境。在中國，如果這一點得到了保障，相信有創新力和競爭力的企業自然會從中受益。所以政府應當在經濟政策上進一步加強深化改革，從而為企業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胡琨解釋道。

　　此外，史世偉還指出，中國政府應該從需求出發，制定的戰略不能與需求脫離。從頂層設計來講，產業政策一定要從現有的優勢出發，并且注意與經濟界和科技界的充分合作。另外，在產業沒有完全成型的時期，政府不要過快決定某一種路徑，而應該鼓勵多種路徑相互競爭，從而在競爭中逐漸形成主導模式，這個過程中政府則不要過多干預，讓市場在其中充分發揮作用。

　　成功可以模仿 永不可復制

　　作為全球工業實力最為強勁的國家之一，德國在新時代發展壓力下，為進一步增強國際競爭力，提出了“工業4.0”概念。 

　　德國是在2011年舉行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提出了“工業4.0”的大體概念。當時，德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董事兼行政總裁沃爾夫岡·瓦爾斯特爾教授在開幕式中提到，要通過物聯網等媒介來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提高制造業水平。

　　在德國政府此后推出的《高技術戰略2020》中，工業4.0作為十大未來項目之一，聯邦政府投入2億歐元，其目的在于奠定德國在關鍵技術上的國際領先地位，夯實德國作為技術經濟強國的核心競爭力。兩年后，在2013年4月舉辦的“HannoverMesse 2013”上，由產官學專家組成的德國“工業4.0工作組”發表了最終報告——《保障德國制造業的未來：關于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

　　與美國流行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說法不同，德國將18世紀引入機械制造設備定義為“工業1.0”，將20世紀初的電氣化定義為“工業2.0”，將始于 20世紀70年代的信息化定義為“工業3.0”，而將物聯網和制造業服務化定義為“工業4.0”，由此正式宣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

　　那么，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德國的制造業會與中國的制造業碰撞出什么樣的火花？史世偉認為，中國制造業在設定標準方面可以與德國加強合作，這樣能夠使我國制造業更有效地向高端靠攏。不過，中國目前基本還處于工業3.0的階段中，未來中國的制造業一方面要達到車間全部自動化，并且爭取實現一個制造環節的智能化，另一方面要在互聯網的同時實現物聯網，將分散的智能化車間聯系成智能化的工廠。

　　而兩國的工業合作或將落腳于我國此前提出的制造業升級戰略——“中國制造2025”規劃。有人將此稱為中國版的“德國工業4.0”，因為兩者在重要目標和核心手段上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計算機、機器人領域，雙方有合作的潛能。德國在此領域有自己的技術優勢，如工業機器人、智能制造、高端數控機床、傳感物聯、自動化、數字化工廠。上述領域也是‘中國制造2025’里面重點發展的一些領域。在這方面雙方還是有合作的共同點。”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歐洲問題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閆瑾對記者表示。

　　“德國在技術上比較領先。在潛在的重點合作領域上，德國的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同時，兩國制造業都需要往智能化方向發展，在研發層面，有很多技術尚待開發，而德國在這一領域是非常強勢的。”閆瑾說：“兩國共同研發的高端技術肯定是共享的。德國在技術方面是占優勢的。整個過程中，德國研發的體制、制度、資金體系組合而成的研發機制對中國是有借鑒意義的。同時，兩國關于研發和產業界的結合方式也是可以相互借鑒的。”